室內整修

　　特約撰稿_劉雅靜 發自臺灣
　　胡德夫1950年出生，被媒體譽為“臺灣民歌之父”與“臺灣原住民運動先驅”。2005年出版音樂專輯《匆匆》，獲得臺灣流行音樂百佳專輯第2名。
　　胡德夫回老家臺東開的牛肉麵店在長沙街，並非臺東鬧市中心，從郊外的火車站打的過去約10分鐘就能到。“外地來的年輕人都專門要去那裡，我載過幾次了”，中年的士司機說。
　　一幅傳統排灣族木雕掛在門旁，木製自動門一開，風鈴就響了起來。午後2點的店，空無一人，黑色鋼琴立在樓梯拐角，橘黃色燈光打在牆壁的抽象畫、原木餐桌上，留下落地玻璃窗邊的手工漂流木椅給臺東的驕陽流連。
　　胡德夫笑容滿面地打完招呼，隨即解釋戴墨鏡出來是因為前幾天去重慶參加一個音樂節時受寒了，眼睛有些發炎。那場音樂節上同台的還有崔健，媒體們都把他倆的名字併排放上新聞標題：一個是“搖滾教父”，一個是“臺灣民謠之父”。
　　在木椅上坐定，拿出一個小本子寫下“新朋友”字眼，認真詢問來訪者的姓名和來處。
　　這裡一碗面的價格差不多是普通麵店的2倍，“這個湯頭燉了12個小時，味道都是熬出來的，不是放味精調的”。他最喜歡看客人端起碗“有聲音地吃面”，把湯汁喝得一滴不剩。“太太在熬湯，我就在旁邊彈琴”。話語間，姆娃一身白色廚師服從廚房出來，胡德夫一聲“honey”把她喚到身邊，笑著向眾人介紹“這是我最可愛的老婆”，又捏捏她的手臂——“她布農族名字的意思是‘山棉花’，不軟也不硬，很結實，很勤勞”。姆娃銀絲輓在腦後，額頭光潔，任丈夫“擺佈”，也不回應，隻眼含笑意。據說當年胡德夫用歌聲追到了她，朋友都說她有“聖母”長相，胡德夫則堅稱是蒙娜麗莎。
　　胡德夫在，店里總是熱鬧。前一天晚上是和眾人為一位重新出山競選臺東市長的老朋友加油打氣，這晚，換成一群日本青年藝術家拜訪，下一晚有朋友包場。店員文婷，能歌善舞的阿美族姑娘經常從早忙到晚，笑著說：“老師很好人，在這裡工作很開心。”
　　其實胡德夫一直有餐飲店經營經驗。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從臺大外文系輟學的他就和朋友在臺北合開了臺灣第一家鐵板燒餐廳“Lost City”。1973年冬天，一位叫李雙澤的大學生常常買一瓶很便宜的酒等在外面，餐廳一打烊，就是他們為胡德夫次年春天的民謠演唱會演練的好時光了。那時候，他們倆正是臺灣最炙手可熱的民歌手，正在開啟“唱自己的歌”的民歌時代，新氣象影響了後來的羅大佑、李宗盛、侯德健等一代歌手。
　　但直到2005年，他才發表第一張個人專輯《匆匆》，歌曲《太平洋的風》次年獲得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最佳年度歌曲 。大部分大陸樂迷才開始通過“臺灣民謠之父”、“原住民歌手”、“海洋藍調”等標簽認識胡德夫。
　　中間近30年時間，他從舞臺消失，“一頭栽進去”原住民運動：是第一個參加反國民黨政府的黨外政治團體的“山地人”、1984年參與創立“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簡稱“原權會”），成為推動臺灣民主進步的一支重要力量……換來“臺灣民謠之父”之外媒體們愛貼的另一個標簽“原住民運動先驅”。
　　臺灣作家夏瑞紅曾說，如果不用“臺灣現代民歌與原住民運動先驅”這樣的標簽，她怕胡德夫“繼續被埋沒在流行音樂的浪潮里”，也擔心習慣追逐偶像歌手的年輕人，“找不到一個恰當的坐標來註視這個名字，錯過了仰望臺灣的歌唱天空里，這一顆有點古遠也有點孤獨的恆星。”
　　古遠，當然指年代。孤獨，卻有更多的指向。
　　在最紅的時候退出舞臺，衝上街頭，是英雄壯舉。一番風起雲涌過後，卻是時過境遷，甚至物是人非。昔日並肩作戰的伙伴爭權奪利、分化鬥爭，原住民議題遭遇變質。胡德夫拒絕任何收編，承受著骨刺折磨、婚姻破裂、骨肉分離、外界非議、政治排擠等內外壓力，經歷過“很少接觸人群”的消沉時期。他告訴記者，那些年，自己“全身是傷”。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員丘延亮認為，“胡德夫是一個有天分的人，但我們這個環境對一個有天分的藝術家基本上是不友善的。”
　　上世紀70年代初，丘延亮在臺北哥倫比亞咖啡廳認識了當駐唱歌手的胡德夫，後來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期間參與海外支持原住民運動，與胡德夫結下深厚交情。從當紅歌手到原運領袖，再回歸舞臺，從得意到消沉再復出，胡德夫這一路風風雨雨、跌宕起伏，丘延亮都看在眼裡。
　　“年輕一輩談起胡德夫就覺得他只是歌手。他當然不是嘛。”
　　他的一生親身參與、見證了臺灣從威權體制到民主化的政治歷史變革。而他的每一次重大選擇都與土地聯結在一起，臺北50年的“北漂”沒有“漂白”、反而強化了他身上的原住民印記。
　　當他終於在家鄉真正安頓下來，猛然發現自己已然成為人丁興旺的卑南家族裡“最年長的”。曾經的鄉愁成就了動人的音樂，如《大武山美麗的媽媽》、《牛背上的孩子》……如今回來了，卻轉而“想寫臺北了”。形式都想好了，不要回憶錄，有可能類似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
　　原住民里最幸運的孩子
　　他要從1962年寫起。那年他11歲，第一次離開部落到淡江中學讀書，正如《百年孤獨》里的馬孔多小鎮居民沒見識過冰塊，少年時期的胡德夫沒見識過城市的“青草地”。他曾把學校附近的高爾夫球場當成可以放牛的草地，興奮地寫信讓爸爸“寄牛”過來。
　　講的國語沒人聽得懂，於是常常一個人跑到學校後面的相思樹林，把樹當成小學的同桌，對著樹說話。而在部落，他可是每期新漫畫一齣就跑幾公里買回來，租給同學們看，看完組織大家“角色扮演”，拿大人們收割完的稻草當武器的“孩子王”。
　　“我本來每天看老鷹、放牛、跟同學上山，吃地瓜、芋頭、還有路邊的小番茄。我一輩子不要去都會。”講這話的時候，64歲的胡德夫彷佛重回了11歲。
　　但丘延亮16歲（也是1960年左右）第一次進入原住民山區時，卻覺得“山地是完全沒有希望的，被壓到了最底層”，因此得到了一次“政治教育”，甚至影響了自己左翼的政治取向。
　　胡德夫在原運中的另一位好兄弟、排灣族的莫那能因為眼疾不能考取軍校，早早進入都市，一家人經歷了赤裸的社會壓迫和民族歧視：爸爸被矇騙入獄，弟弟被騙工，妹妹被拐賣淪落為雛妓……
　　相比其他同胞，胡德夫強調自己是“原住民里最幸運的孩子”。一是小學畢業參加教會子弟考試，兩百多人中竟考了第一，得到唯一一個去淡江中學讀書的獎學金名額；二是因為自己國語不好，反而得到校長和老師們“雙倍的關愛”。
　　幸運最初來源於大自己十七歲的哥哥。他是部落第一個傳教士，自小患有眼疾，胡德夫從二三年級開始就藉著字典念《聖經》給他聽。哥哥則在村裡小榕樹下那間“看得見星星”的茅草教堂里教弟弟唱聖歌，那是胡德夫最初的音樂啟蒙。小學畢業，本來到臺東中學讀初中就可以了，哥哥一定要弟弟參加教會子弟考試，爭取到臺北讀書的機會。
　　他還有一位知識分子的父親，堅決要讓自己離開部落，到臺北接受更好的教育。
　　淡江中學是基督教長老學校，不少大陸人因為其著名校友周傑倫及其電影《不能說的秘密》而對其印象深刻。其實，早在胡德夫讀書的年代，淡江中學的音樂教育氛圍就已經很濃厚。八角樓禮堂，每天清晨都會流淌出鋼琴聲和聖歌聲。彈琴的是校長、臺灣第一代鋼琴音樂家陳泗治先生，唱歌的是全校兩千多名同學。
　　陳校長特別照顧他，胡德夫得以耳濡目染，“看他翩翩的風度，就知道音樂是怎樣的。”他安排勤工儉學的胡德夫掃琴房。等練琴同學一走，胡德夫就一個人關在琴房裡偷偷地“打”鋼琴。不要別人聽到，更不好意思請教同學是怎麼彈的，就“找最方便打”。
　　時至今日，這種“害羞”，胡德夫的經紀人郭樹楷還會在他錄音的時候見到：“習慣把燈關暗，靜靜地沉澱。”
　　胡德夫比畫著粗壯渾圓的手指，告訴記者，自己一直沒有接受過正規鋼琴訓練。當時，他碰得最多的其實是橄欖球—橄欖球隊是淡中的精神象徵之一，他是隊員。
　　琴房裡還有一位教黑人靈歌的加拿大老師給了他很多音樂資料聽，胡德夫第一次知道了動人靈歌背後的黑人血淚史。他感覺黑人靈歌與原住民的古瑤很像。四十多年後，胡德夫去了美國南方民謠發源地Nashville，跟許多一流的黑人樂手一起交流、唱歌、彈琴、喝酒，即興錄下了很多歌曲，2011年誕生了第二張專輯《大武山藍調》。
　　“我們學校那麼多人會彈鋼琴，我是意外的，‘意外歌手’。”說著，胡德夫很自然地哼起了約翰·丹佛的Today。這是他25歲第一次真正自彈自唱的曲目。採訪幾天前參加陳文茜的電視節目《文茜的音樂故事》，現場彈唱這首歌，曲罷，另一位嘉賓，年輕歌手徐佳瑩濕了眼眶。
　　這在他一位老朋友，臺灣文藝工作者李建明看來很正常：“以前的女生聽胡德夫唱歌都是要哭的！”
　　大地之大有容我們唱歌的地方
　　如今，聽懂胡德夫唱歌的人越來越多，幾乎橫跨老中青三代。對於臺灣本島的中老年一代而言，這位過去的偶像並沒有老去，歷史和回憶可以重煥生機。正如臺灣廣播音樂人馬世芳在《民歌嘹亮的1970年代》一文中所寫：“生命中殘酷的磨難，卻讓他的歌聲與琴藝‘熟成’了”。也因如此，他的音樂同樣能夠打動兩岸的年青一代，也許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對四十年前的遙遠時代幾乎一無所知，但胡德夫的音樂給了他們認識的窗口。
　　胡德夫走紅，是在1970年代。那時，他和好友李雙澤、楊弦等人正在臺灣掀起一股本土音樂創作熱潮，深遠影響了臺灣乃至整個華語樂壇，歷史將其命名為“現代民歌運動”。胡德夫唱紅的第一首歌，是爸爸的同學、卑南族音樂家陸森寶的《美麗的稻穗》。
　　唱紅是意外。一開始胡德夫只唱英文歌。那時，他在臺北文青聚集的哥倫比亞咖啡廳駐唱，賺錢還罹癌的父親所欠下的高額債務。又黑，英文歌又唱得好，常泡咖啡廳的丘延亮回憶說當時以為他是“什麼雜種的小外國帥哥”。直到有一天，李雙澤當眾質問他：“胡德夫你是哪一族的？你會不會唱自己民族的歌？”
　　胡德夫用“颱風”這個詞形容當時聽到的感覺。當時的臺灣，普通民眾聽品位低俗的國台語流行歌，知識青年則聽“上國之音”的美軍電臺英文歌，沒人想“自己的歌”是什麼。
　　但其實唱英文歌也不稀奇，當他把記憶中五音不全的爸爸教的《美麗的稻穗》殘缺不全地哼出來時，底下的人全部站起來鼓掌。他被嚇了一跳：“那是我半年內沒有過的事。從來沒有人認識我，沒有人給我鼓過掌”。
　　李雙澤成為對胡德夫“影響很深”的人。在他的鼓勵下，胡德夫嘗試創作，將藏於心底的鄉愁和盤托出，《大武山美麗的媽媽》、《牛背上的孩子》等歌曲應運而生。1970年代的臺灣，風雨飄搖，退出聯合國、保釣運動等刺激引發“臺灣往何處去”的社會思考，胡德夫對原住民血統的認同、對土地的眷戀恰好呼應了“尋根”的時代主題。
　　聊到李雙澤，自然就聊到了《美麗島》。1977年9月，李雙澤沒來得及為這首新作錄音，就因救人而消失在淡江海邊，年僅28歲。胡德夫和民歌運動另一位唱將楊祖珺連夜錄下這首歌曲，在李雙澤的告別式上播放。歌曲很快傳唱開來。黨外人士從歌曲中得到靈感，將一本黨外雜誌取名《美麗島》。不久，改變臺灣歷史的高雄“美麗島事件”爆發，這首歌被當局認定是“台獨”歌曲，從此遭禁，在所有公開場合消失。胡德夫和楊祖珺自然也成“問題歌手”，遭到封殺。
　　很多朋友勸胡德夫不要再唱這首歌——“我不管，大地之大有容我們唱歌的地方”。這首原本沒有任何政治意涵的歌被“逼”成了抗議歌曲，常常響徹抗爭的街頭。
　　但在胡德夫心裡，他是帶著對臺灣的熱愛很自然地唱，並沒有任何政治傾向。
　　“民進黨說《美麗島》是他們的，我就很氣：‘歌怎麼是你們的？！’”胡德夫同時也喜歡唱李雙澤另一首“敏感”歌《少年中國》（被貼“統派”標簽），“歌是不分彼此的，是屬於大家的東西，李雙澤的本意也是如此。”
　　丘延亮也認為，胡德夫一開始不是很政治性的，“他的歌就是他的歌咯”。
　　如今，無論哪個黨派或團體都會宣稱自己愛臺灣，《美麗島》已然成為臺灣政壇的“最大公約數”。2000年陳水扁就職、2006年“倒扁”紅衫軍走上凱達格蘭大道、2008年馬英九上臺……都邀請過胡德夫上去唱《美麗島》。
　　轉不過去，你就進去
　　進入80年代，“美麗島”事件打開了戒嚴體制的縫隙，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涌。胡德夫認為，沒有原住民位置的社運是不完整的。1983年，他開始以原住民身份介入黨外運動團體，利用黨外雜誌和各種演出演講的機會，向社會告知原住民的處境。1984年海山煤礦爆炸，親身參與救援的胡德夫看到死去的礦工多為原住民同胞，受了很大刺激，他創作了歌曲《為什麼》，質問政府和主流社會對原住民的壓迫，並徹底走上原運道路。同年底，參與創立臺灣第一個訴求原住民人權的團體“原權會”，第一次啟用“原住民”這個名稱代替具有殖民色彩的“高山族”——“我們是原來就住在臺灣的民族”是胡德夫之前在各式演唱會中最愛用的一句開場白。
　　從舞臺到街頭，對胡德夫而言，是很自然的事。他脫口而出鮑勃·迪倫一句經典歌詞：“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pretending he just doesn’t see? ”（一個男人要把頭轉過去多少次才能假裝自己沒看見？Blowin’ In The Wind 《答案在風中飄》）。胡德夫也被譽為“臺灣的鮑勃·迪倫”。
　　“知道了社會上一些事情。你認為不該知道，輕身轉過去就好了。但有些東西不是這樣。轉不過去，你就進去。”胡德夫停下滔滔不絕，語速慢了下來。
　　也是聽到這裡，才將眼前這位白髮蒼蒼、笑容卻帶有童真的老者與原運紀錄片中的那位憤慨激昂的年輕人聯繫在一起。他濃密的黑髮綁著白布條，或一手托擴音器，一手抓麥克風，橫眉緊蹙，慷慨陳詞；或雙手拉橫幅，目光如炬，行走在隊伍最前端。
　　丘延亮認為，胡德夫曾經有一度很激烈，想到什麼就沖就做。也是藝術家性格，個人主義，比較不容易過組織生活。
　　胡德夫也承認自己“不會組織”，但敢沖是出了名的。
　　臺大外文系讀書時，辦討論會公開討論原住民問題，擅自脫離救國團（戒嚴時期臺灣控制青少年思想活動的官方組織）控制，衝撞教官，上學校黑名單。
　　原權會成立後，胡德夫相繼推動了“正名運動”、“還我土地”、爭取原住民立法委席位等運動。每一項運動都是漫長而艱辛的“拉鋸戰”。如，“正名運動”自1984年發起，訴求於更改“山地同胞”的用法，恢復傳統人名、部落地方命名等，直到1994年，“憲法”增修條文才終將“山胞”修正為“原住民”。
　　胡德夫成為當局重點關註對象。住家被竊聽，行動被跟蹤，“小便旁邊站著的也是他們”。臺東調查局的朋友幾次拜托胡德夫不要在周末時間回部落，因為只要他一齣現，他們又要加班了。
　　一位國民黨高級專員專程到臺東部落找胡德夫母親，拿出500萬，讓母親勸勸兒子不要提“原住民”的事，拿政府的經費做做山胞福利會就好。母親回道：“我的孩子是用地瓜和芋頭養的，不用這個錢。”對方轉而威脅“要抓你兒子去綠島”，母親更加平和：“我兒子在臺北我看不到，我在太麻里這邊天天看綠島，你最好把他關綠島。”
　　“我聽我媽媽講的時候，眼淚都掉下來了”，胡德夫至今談起，依然動容：“我的媽媽是我的動力。”母親曾是排灣族的女巫，一直告訴兒子，他是被“寄夢”之人，是要去完成一些事情的。排灣語的“夢”是有神秘宿命或使命的意思。
　　回歸
　　1987年，臺灣解嚴，結束長達38年的戒嚴時代。但政治的角力沒有結束，運動骨幹依然處於被威逼利誘之中。很多人被撼動了，從此當官“占位置”。胡德夫則始終堅持自己的做法，但並沒有好結果。丘延亮看到的是，他“自己單打獨鬥過日子，被人家整，踢來踢去。參加選舉，每次都搞到破產，搞破頭。”
　　身體上的傷痛也同時找上門：脊椎長出多個骨刺，一度需要撐著拐杖才能行走。
　　幾乎是最艱難的時期，部落再次涵養了他。家鄉的知本溫泉竟然用最天然的方式治愈了醫生都束手無措的骨刺。另一面，越來越多的原住民歌聲傳出去，被聽到。1998年，胡德夫的義父、阿美族音樂家郭英男錄製了個人專輯《生命之環》、2000年，卑南族年輕歌手陳建年、紀曉君同時在金曲獎獲獎，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同。
　　胡德夫說，是這些原住民的歌聲呼喚他再出來唱。“沒有這些聲音的話，我可能就消沉下去，越老越不敢唱。”
　　再消沉，上世紀90年代臺灣幾大原住民議題里，都還能見到胡德夫深入一線的身影和歌聲。他創作歌曲《飛魚·雲豹·臺北盆地》，將蘭嶼的反核運動、屏東反瑪家水庫運動及1999年9·21大地震三個事件聯結起來，傾盡情感。在為蘭嶼反核運動寫的飛魚篇里，他唱到：“如果愛這片海有罪，我情願變成那飛魚，游向惡靈登陸的沙灘，擱淺。”惡靈，是生活在蘭嶼島上的達悟族原住民對核廢料的比喻，政府屢次用欺騙的手段把它們“送來”。
　　在2005年推出《匆匆》專輯前，胡德夫幾次復出又幾次歸隱。現任經紀人郭樹楷曾是魔岩唱片的法律事務部部長，跟胡德夫認識超過15年。他看著胡德夫1996年參與音樂組合“黑名單工作室”的《搖籃曲》專輯，2000年又跟魔岩唱片合作了原住民歌手演唱合輯《原浪潮》，當簽了合約準備錄製個人專輯時又突然去了部落雲游。
　　胡德夫現在經常跟年輕人在一起。自從李雙澤逝世後，胡德夫成了單飛的“游唱歌手”，如今復出後跟年輕人一起唱歌。他覺得當官“擠位置”沒意思。運動一完趕緊退位，影響下一代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採訪期間，有部落青年進店，用母語跟胡德夫對話。在胡德夫看來，語言收復回來了就是一大進步，很多政策是有效果的，部落文化正在慢慢復興，“我告訴雙澤，不要擔心，臺灣現在還是那麼美麗，沒那麼糟糕。”　　（原標題：胡德夫：要爭權利，不爭權位）